在指导评弹艺术中所体现的陈云文艺思想

在杭州陈云同志的革命生涯，曾经在白区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曾经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革命根据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从事过组织工作、党的纪检工作，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为党内最有威望的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没有从事过文艺工作，作为党的领导人也没有正式分管过文艺工作。

    但是，陈云同志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很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延安曾倡导学习哲学。在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很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制订政策，吸收、培养知识分子干部。他本人也善于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成为团结知识分子的模范。在延安期间，他曾经对文艺工作者做过一次报告：《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1943年3月19日）。之前，据刘白羽回忆，陈云同志曾经找他和丁玲同志漫谈，了解情况。刘白羽说，陈云同志对文艺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可以说了如指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几十年间，他经常听苏州评弹，关心评弹，主动为评弹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建议创办苏州评弹学校。1981年曾建议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还建议中央文化部创办北方曲艺学校和曲艺研究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对《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对教育工作、对青少年教育、落实政策、提高知识分子待遇，都作过指示。

陈云同志幼年读书不多，只有高小毕业。但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后来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知识的海洋中，他看了很多书。文化知识水平迅速提高。为后来的革命思想和理论素养，奠定了基础。陈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重视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他用“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工作方法，实现了做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陈云同志从小喜欢文艺。小时候就爱听书（苏州评话、弹词）先是跟舅舅去听书，喜欢上了，一个人自己去听。没有钱，就站着听书。他听了书，回家能讲给舅舅、舅母和姐姐听。而且头头是道，讲得很生动。他曾经向一个做道士的伙伴，学会了拉二胡。又学会了吹笛子、吹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向朱介生、周云瑞学弹琵琶。陈云同志从小和民族、民间艺术结缘，浸润于深厚的民族和群众的情谊之中。

    陈云同志恢复听苏州评弹，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自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而受到不点名的批判以后，加上身体时好时差，实际上就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从那时起到1966年6月，他的绝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疗养。在这期间，他常听少年时代就很喜欢听的评弹并用心研究起这门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第1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在这之后的30多年中，他听的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之为‘老听客’。陈云同志还广泛地接触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的问题。”（牟信之、陈群等《陈云同志最后的三百二十一天》《人民日报》1995，5，29）

陈云同志和苏州评弹界的频繁、亲密交往，已经大体记载在《陈云和苏州评弹界的交往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一书中。陈云同志有关苏州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主要部分也已公开出版。

在《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于1983年12月24日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通知认为，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这本书出版以后，曾经有一位文艺工作者这样说：“什么样的领导是正确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正好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党如何正确领导文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做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殷切地关心文艺，这本来便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亲自动手去进行调查研究，摸透一门艺术的过去和现状，然后进行系统指导。对陈云同志的这种作风，这种精神，恐怕多数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都不能不感到惊异和敬佩”。（陈涌《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见《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第148页）

很多年过去了。评弹工作的实践，继续在检验陈云同志就评弹艺术发表的意见及其文艺思想。而我们对陈云文艺思想的研究，进展不快。我曾写过不少有关陈云文艺思想的文章，有亲历教诲的回忆，有工作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体会。但成绩不大。现在，我想把过去写过的认识、体会，集中起来，作一点归纳分析，试图说明陈云文艺思想的特别贡献，从而认识其现实意义。

 

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陈云同志恢复听评弹不久，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在革命战争时期，文艺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革命文艺队伍是革命工作的分工。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很少有职业的文艺队伍。革命文艺的任务，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以宣传教育、思想灌输为主要任务。争取革命的胜利，符合人民大众的最高利益。所以，容易、经常存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认识和要求。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艺思想和方针，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其中，应该包括了陈云同志对文艺思想的认识。陈云同志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所作的报告，也强调革命第一的思想。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全国政权。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扩大了，而且以职业文艺队伍为主，革命队伍里的文艺工作，很大一部分，如文工团也逐渐职业化，进入演出市场。

    人民群众需要文化娱乐。认识、愉悦、娱乐，群众对文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文艺工作为满足群众对文艺的多样性的需求，要进入市场，接受群众的选择。把满足群众的需要、市场的需求，作为推动文艺创作的动力。文艺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以市场为媒介，经过市场调节，才能完成文艺生产的流程。过去那种但凭文艺领导部门的意向、文艺生产指挥者的意图，控制文艺工作，进行灌输的做法，逐渐改变。

    文艺创作有意识形态属性。负有思想教育的任务。灌输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一种方法。但文艺工作应该避免生硬灌输，建国后的文艺工作，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出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常常把文艺作品的题材，作品中的一些口号和概念，当作思想性，生硬灌输给群众。这种做法，只能使文艺脱离群众。对文艺作用的认识，也过于狭隘。

陈云同志恢复听苏州评弹，接触文艺工作，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期，针对这种“左”的倾向，陈云同志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第49页）群众需要文化娱乐，他们的兴趣爱好是多种多样的，喜欢听书的，选择到书场来听书，还要选择听什么书，听谁说的书。演员要适应听众的需求，才能拥有听众，实现为听众服务，陈云同志说，听众出了两毛钱，不是来上政治课的。

陈云同志指出的，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如何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关键问题。生硬的灌输是脱离群众的，必定被排挤在市场之外。

演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适应群众的需求与爱好，争取听众，实现为听众服务的要求。但是演员的努力，受到本人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限制，而听众的爱好和艺术欣赏水平又是各不一样的。这就有一个适应和征服的问题。演员总是希望自己有众多的听众，但是不是能有众多的听众，听众多了是不是一定说明自己的书好，水平高，实现了为人民服务呢？

陈云同志说，“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同上，第64页）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应该对人民有益。既受到群众欢迎，又符合群众长远利益的文艺，才是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为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陈云同志认为，一要有市场观念，接受市场检验。二不唯市场观念。唯市场观念的文艺，现在还不少。有很多人指出，目前有不少这种惟利是图的做法，票房价值第一、唯收视率、排行榜第一、泛娱乐主义，丢弃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另一重要准则：对人民有益。另一方面，现今也有忽视市场的观念。一些文艺门类，养着一批人，不出产品，不接受市场检验，也无人考核。一些文艺团体，为“政绩”服务，创演的作品，不为群众演出，不计成本，以得奖为唯一目标。那也谈不上对群众有益，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保护苏州评弹的时候，陈云同志说，“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同上，第98页）陈云同志强调保存文化遗产、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化点钱也要把评弹保存下去。但如何保护，还要讲钱。评弹不能离开市场，要到市场上去接受听众的检验、为听众服务，满足听众的需要，实现为人民服务。“左”的急功近利的做法，脱离群众。为“政绩”服务的做法，也是脱离群众的。

二、艺术的力量基于艺术性，寓教于艺，思想性要和艺术性相结合。在文艺过于强调政治性而忽视艺术的时候，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重视艺术性，重视研究艺术的特征和艺术发展规律。主张以艺术好为基础。

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是曲艺艺术门类中的两个曲种，各种艺术都有自己的特征，有各自相异的艺术性和感染力。重视发挥艺术的作用，就要研究各不相同的艺术性，注意研究各种艺术的特征和规律。提高各种艺术的艺术水平，就是提高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和力量。

陈云同志恢复听书不久，就说：“评弹是说书艺术中最细致、精炼的一种，特别是具备了说表的特点。”（同上，第4页，1959，11）“评话是中国说书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上，第5页，1959，11）

到1960年5月，陈云同志提出了对评弹艺术特征的认识问题。他说，“因为评弹的表现方法与戏剧、小说的表现方法是不同的。戏曲、小说、评弹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艺术规律。”（同上，第32页，1960，5，30）“评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新书不能根据小说照本宣读。评弹不但和小说、电影、戏剧不同，评弹的长篇和短篇也不同，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你们搞文艺的人的事了，我是搞穿衣吃饭的。”（同上，第39页，1960，12，7）

陈云同志重视研究评弹艺术的特征。对于从事艺术实践的文艺工作者，熟悉、了解、掌握自己从事的这门艺术的规律，有助于他艺术上的提高，明确努力方向，少走弯路，事半功倍。对研究评弹艺术的人，一定要掌握规律。不然研究了多年，还不知道评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属于什么艺术门类。

陈云同志说自己不是搞文艺的。但是，他接触、研究评弹还没有几年，却是最早向我们提出了，要研究评弹的特点。而且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如他讲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不是戏。他引用前人的说法，“戏剧是现身中的说法，评弹是说法中的现身。”（同上，第32页）对这句话，现在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解读：说书的演员上台说书，是叙述者（讲故事人），为听众讲故事，不是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而演戏的演员，在舞台上，是装扮成故事中的某一个人物的。陈云同志在听了浙江省曲艺团演的弹词《李双双》以后，曾对一位演员的表演提出如下建议。这位演员在故事的叙述中，曾起孙有婆的脚色，因为她偷了一块木板，做拿着木板的手势，手一直不放下来。所以说，“评弹不是戏剧，可以先做个拿木板的动作，然后用说表来描写，听众是知道她一直拿着木板的。”（同上，第84页）“起脚色”是苏州评弹表演的一种方法，即在短暂时间内，对故事中人物作有限的、一定程度上的模仿。短暂的、有限的、一定程度上的模仿。所以，“起脚色”不是戏曲的脚色表演。陈云同志依据自己的欣赏经验，认为说书的“起脚色”不能太过，要听又要看，听众感到吃力。说书“太戏剧化”，脚色多，说表少，听来单调。

这就要讲到，陈云同志认为说书以说表为主。他说，“说表是评弹的主要特点”，“说表应该占主要地位”。（同上，第16页，1960，2）这里用的“说表”是陈云同志沿用历来许多老艺人的说法。由于过去运用的一些行话、术语，不够规范。对说、表、白等称谓的内涵和外延，解释有所不同。陈云同志对说表的引用，是在这几个层面上：（1）就弹词而言，相对于唱，弹词的说是主要的。陈云同志说，“没有适当的说表，先唱，一定缺乏艺术感染力，而且唱也会逊色的”。（同上，第20页，1960，3，20）“以说表为主，这是个过程，是发展提高的过程”。（同上）这个过程是指“说表”的扩展，描写、刻画，尤其是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和刻画，逐渐深入细致。（2）苏州评弹的“说表”，相对于“起脚色”（包括表情动作）而言，以说表即语言为主。陈云同志在说到说新书“起脚色”有困难时，他说，“新书起脚色这是一个困难，听众往往觉得味道不够”。但是“提高新书艺术水平的决定因素，不在起脚色，而在说表”。“传统书中好的部分，最受欢迎的，很多在说表，二类书的主要缺点，是说表差，不在起脚色”。（同上，第30页，1960，5，15）（3）说表主要是指说书人叙述和描写的语言，可以描写人物的思想和内心，这比其它艺术（如戏剧、电影）要方便得多。“说表是评弹的重要手段。说表主要用以人物的心理描写。说表好，塑造人物才给人深刻的印象”。（同上，第12页，1960，2）“以说表为主，能刻画人物的内心思想，即能对各人可能的想法和行动，都作分析”。（同上，第72页，1962，12，27）陈云同志还说，评弹的说表“要描写”，“要抒情”，“不仅是形容，而且要夸张”，“眼泪落下来也有声音，这很好，是老先生的一大创造”。（同上，第30页，1960，5，15）

如果研究者认同对“说表”的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评弹以说表为主”，其特征作如下概述：苏州评话和弹词，是以说书人的客观叙述和主观叙述语言为主要手段的口头语言艺术。或者说，说书是以说书人的第三人称叙述语言为主，给听众当面演出的表演艺术。评话是说，弹词是有说有唱。是说唱表演，不是动作表演。

同为表演艺术，但与戏曲不同。戏曲的表演是演员装扮为故事中人物，在观众面前作动作表演。同为语言艺术，和小说也不同。小说为书面语言，让读者阅读。描写方法也有所不同。陈云同志在看了整理出版的扬州评话王少堂的《水浒》文本后，曾经说，“王少堂的《武松》，听起来好。你看整理的本子，就看不下去了，而现在整理的字数，比起说的还要少一半。反过来，如果照着小说原本说起书来，你就感到干巴巴，没有味道。小说和评弹是两种文艺形式。”（同上，第55页，1961，4，25）评话和小说不同。他还说，看文本就不及听本人演出精彩。“有些地方不是文学所能代替的”。（1961，11）这就是表演艺术。

苏州评话和弹词，不是戏曲，不是小说，也不同于唱歌。评弹有自己的艺术特点和发展规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为苏州评弹的恢复发展，陈云同志明确提出，“评弹要像评弹”，批评了“评歌”“评戏”。

要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应该注重保持评弹的艺术特色，所以提出“评弹要像评弹”的要求。艺术不能变样，按艺术固有的规律发展。而不是听任艺术变异，成为“评歌”“评戏”。

对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忽视，对艺术性的漠视，或者是在“创新”口号下的变异，或者是空头政治影响下的盲动，或者是急功近利的随意性，都带来对艺术的伤害。“评弹要像评弹”就是保护评弹。

对评弹发展的历史，陈云同志还为我们总结了一条发展的规律：“出人、出书、走正路”，（同上，第98页）产生了响档、名家，就会推出一部受到欢迎的、比较好的、能保留下来的书目。一部可以长期传承的优秀书目，可以推出一批又一批的响档、名家、优秀的书目对听众有益，有认识价值，愉悦听众，收到听众欢迎。评弹得以发展提高。

“出人”是出人才，受到听众欢迎的演员。“出书”是出受到欢迎的优秀书目。评弹的演出书目，从形成时起，几百年间，都是长篇书目。长篇都要说几十天、几个月。少数有更长的。最短要几天，没有规定，但在过去，说不满一个月，是不好向书场拿钱的。现在，一般演出期为半个月，但不都是说完一部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现了评弹的中篇、短篇形式，但演得很少。在书场的演出，在总的演出场次中，长篇的场次占绝大多数，中、短篇演出场次的比重，很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以来，也是如此。至今仍然如此。只有在“文革”期间，苏州评弹演出很少，不演长篇，偶尔演一些中、短篇，唱开篇。在陈云同志恢复听书的五、六十年代，评弹演出主要是长篇。虽然有过“以中短篇为主”的口号。陈云同志讲到书目建设时，一类书、二类书、三类书，都是指长篇。讲传统书目的传承，也是指长篇。“文革”结束以后，在尚未恢复长篇演出时，1977年6月，陈云同志就要求“说长篇，放单档”。（同上，第77页）

苏州评弹的存在形式是演出长篇。没有在书场的长篇演出，评弹怎样养活自己。即使有钱，没有长篇，就没有评弹自己的艺术特色和成就。评弹在书场的演出中，出人、出书。这是评弹发展的规律，艺术的正路。

三、陈云同志对评弹传统书目的分析和态度，批评了“反历史主义”，批评了狭隘的阶级观点，批评了“左”的思想，落实了“推陈出新”的要求。

陈云同志恢复听评弹的时候，传统书目已一再受到冲击。但演出仍以传统书目为主。他重视传统书目和传统艺术的传承，刚开始恢复听评弹，就主张抓紧传统书目的整理。“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很可惜。”（同上，第2页）在参加整理弹词书目《珍珠塔》的过程中，他曾经说过，“有人说《珍珠塔》是碰不得的。我们要敢于碰一碰。这是一部骨子书，把它改好，人家就相信我们能做好评弹的整理工作。”（同上，第36页）他认为，传统书的整理“逐步地搞，过急了不好。这是一个牵涉到许多人吃饭的问题，必须慎重”。（同上，第2页）传统书“应该边改边说，总结经验，逐步改好”。（同上，第9页）但传统书都要学下来，记下来，即使不能说的，艺术也许有用。“传统书如果只剩下一截一截的，我们这一代艺人就没有尽到责任”。（同上，第13页）陈云同志强调，对待传统书目，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什么是‘封建’，要好好分析，不能过激。如果过激了，狭隘地运用阶级观点，就要脱离群众”。（同上，第68页）他还说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用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同上，第68页）在方法上，提倡内部讨论，不要公开批评。改得不好，可以重来，各人改各人的。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讲的。

陈云同志还重提“无害”，为“左”的思想冲击设置一条堤防。他说，“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无害的部分保留，……”（同上，第21页）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制订城市政策的过程中，那时的思想，比较谨慎，对进城后的文艺工作，制订的演出剧目审查标准，以对人民有利、有害决定取舍，从而分成有利、有害和无害三大类。陈云同志在“左”的思想盛行，“百花”只剩下香花、毒草，“百家”只剩下两家的时候，重提无害，保住了大片的中间地带。是十分积极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割断历史是有罪的。

陈云同志同样重视书目的创新。他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同上，第2页）他认为，“新”不等于好。艺术上有三分好是基础，鼓掌是鼓励其提高，使之从粗到细，从不成熟到成熟，不是停留在三分好。像当时的不少新作品，现在仍然有不少这样的创新作品，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只为“轰动”，只为争“奖”的作品，不值得鼓掌。新而好，是指具有评弹艺术特征，符合评弹艺术发展规律的作品。

针对评弹创新中的盲目性，陈云同志强调指出：“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不能丢掉。”（同上，第76页）

评弹的传统书目，特别是优秀的传统书目要传承，在传承中常说常新。评弹的传统艺术以传统书目为主要载体。为传承、保存传统艺术，也要保护好传统书目。评弹的创新，也应该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陈云同志讲的“评弹要像评弹”，也是对创新提出的要求。要求保持传统艺术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没有艺术形式的稳定性，艺术如何积累、提高，如何稳定、发展。创新成为变异，“创新”的结果颠覆自己，评弹就不存在了。过去有不少创新，就是如此。

评弹艺术的推陈出新，要解决好传承和发展的关系，解决好传承传统书目、发展保留书目，提高创新书目之间的关系。只讲“创新”，离开了传承的创新，这种做法不对，认识上也是形而上学。

四、陈云同志就如何领导评弹，党和政府如何领导文艺，做出了榜样。

陈云同志恢复听评弹以后，一面听书，一面调查研究，发表意见，和大家商量讨论。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引导大家。陈云同志与人交往，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发表意见，总是供人思考，作为建议，征求别人的看法。让演员、艺术工作者自己作出选择而后决定。不代替作者、演员作决定，干预自由创作。如他对弹词《珍珠塔》发表过不少看法，但他仍然要求演员自己决定如何改法，各人改各人的《珍珠塔》。陈云同志对弹词《玉蜻蜓》的认识，前后有过改变。他建议演员，不要害怕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说，“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会变化的。我们不要害怕改变自己的认识。”（同上，第67页）

陈云同志从不要求别人把他发表的意见，当作指示，要别人执行。艺术上的问题，总是让艺人自己来决定。领导上不要干预。

固然，陈云同志当时不是分管艺术工作的领导，但是，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由于他的威望，在一个时期中，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以致地方党委，非常重视他对评弹提出的意见。

陈云同志的认识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从不作为领导在艺术上发指示。这不只是他的谦虚，思想作风上的民主平等。更值得我们珍视的，应该从而总结我们对文艺的领导原则和方法。

提倡自由创作，发扬艺术民主。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方向和方针的引导，对文艺工作者加强思想素养的教育，鼓励自由创作，提倡自由竟争，为人民服务。领导不要干预自由创作，艺术上不要包办代替。文艺作品的创作，要领导来监制、策划、统筹，那是干预太多了。文艺的领导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改变。

    在国内革命时期结束以后，我们的文艺方针、政策调整不及时。陈云同志在接触文艺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文艺思想，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如何实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强调发挥文艺的特殊作用，强调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时代的文艺。在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又作出了榜样。我们现阶段的文艺体制改革，有待改进，应该很好学习陈云同志的思想和方法，以他为榜样，改进领导。

周良 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成员、原苏州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