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妙传神——关良绘画艺术”前言

关良先生

关良是20世纪最具变革、创造精神的画家之一，他在中国画的拓展与传承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值得去深入研究，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画的创作“生态”已经发生了改变，各种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中国画创作呈现出一种“繁荣”的状态，无论是在创作群体的规模上，还是在作品的数量上，抑或艺术市场的发展等诸方面，都可谓是空前的；而另一方面，其中却鲜见能够使我们得到启迪、进而思想得到升华的经典作品，历史所形成的中国画独特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征正在逐渐丧失。探寻关良画风形成之内外因素，相信对当下的中国画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良的艺途是从留学日本开始的，在那里接触到西方古典及印象派大师的作品，从丁托列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到马蒂斯、凡·高、高更等，古典主义运线造型的绝妙，印象派的颠覆与革命，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可以这么说，他真正踏入艺术之门看到的第一道风景其实是西方艺术。

学成回国后，关良经历了一个“回归”过程——由西方到本土，这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自觉。因为关良自幼在私塾中接受的启蒙学习，从《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到《杂字》《论语》《孟子》等，同时也学习书法。他从小便沉醉于戏曲，这一兴趣不但成了他终生痴迷的爱好，也成为他笔下最主要的表现题材。这样的文化启蒙使关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在日本的留学，使他找到了中西方艺术相通的路径，并成功把两者做了有机链接。达到这个层面需要对中西方艺术皆有极高的认识和领悟。比如，他发现克罗德·莫奈的作品中强调感觉、意象的创作方法与中国文化审美特征是不谋而合的；高更、凡·高挫败的人生与无限痛苦的生命历程使他们的画有超凡的境界，这和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追求具有一致性；而马蒂斯的单线平涂更表现出一种单纯的东方情调……关良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巧妙地融入了这些外来营养。关良秉持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所表达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实体验。李苦禅先生曾说：“良公的画法叫得意忘形。”的确，关良的画初看像儿童画，不拘泥对象的解剖、透视和比例，而是以夸张、变形的手法传神写照，用笔极简，绝妙天趣、质朴纯粹、俊逸典雅而又颇具现代意味。在传统中，对于中国画的造型原则有很多著名的论断，比如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沈颢的“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石涛的“不似之似”；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的“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等，都道出了中国画写意性的本质，画家的创作应该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我们常说的回归本真，不是要回归物象的真实，而是要表达画家自己真实的心性。艺术创作的根本是一种情感的“释放”，不能使之有功用的重负，要挣脱羁绊，要自由地表达。如果我们也用孩子的眼光来作画，相信会离艺术的本质更近些。关良的作品之所以耐看，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中国传统戏曲对关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戏曲语言动作的写意性、脸谱造型的夸张、舞台氛围的铺陈等，都能找到与中国画相通的地方，作为超级票友的关良更是深得其三昧，以笔墨释之，自然能不同凡响、精彩纷呈。

回顾关良的中国画艺术，竟难以明确其具体师承哪家哪派。他广收博取，根据自身的情况，经过甄选，无论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或者戏曲、音乐……觉得在哪一方面需要吸收，就重点吸收，这不但拓宽了他的创作之路，也为其最终寻找到自己的追求目标创造了条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关良的整个创作历程当中，一直根植、立足于传统，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对中国本土文化有着强大的自信心。他的成功，说明了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及包容性。

综观20世纪有成就的艺术大家，会发现他们的贡献往往有“共性”的一面——都是在中国画大脉上的传承与发展，比如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等。关良亦如是，其作品对中国文化精神有着非常大的承载量，同时在中国画图式、技法方面亦颇有所创建。他将传统写意人物画导入了现代，拓展了中国画的审美视野，这种创造性思维，是能超越时代、超越历史的，是能沉淀下来启迪后人的。

现在，北京画院已与全国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这种模式使美术展览与研究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在此次关良展览的策划、展品提供、研究画集编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在这里特别表示感谢！

王明明

甲午立冬于潜心斋

戏剧人物 水墨设色 纸本 31厘米×37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