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

1942年2月，延安，毛泽东为120师干部讲话 吴印咸摄

邓颖超赠给柳亚子的延安木刻窗花中的两幅《放哨》《送盐》（古元创作）

十年前，不仅是国博，其它馆也举办过不同形式的纪念展。十年之后，如何来举办这一同样主题的展览？从去年开始，国博的策展团队就开始酝酿和研究展览方案，开始了策展工作。毫无疑问，因为抗战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主题，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在横向方面，还要考虑在“70周年”这一特别的年份里，与其他馆的关系问题，如何做出特色和影响，如何表现国博的水平和特色，这是需要反复考虑和仔细斟酌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博物馆来说，要把展览做好，首先需要去仔细而深入地研究馆藏，这对于有着120万件馆藏文物的国博更为重要。要办好展览，还要研究抗战中的许多问题，使之在呈现历史的过程中反映与历史相关的深刻的学术问题。

因为国博已经有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去年又举办过“正义的胜利——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专题展览，所以，几经考虑和综合权衡，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展览最终确定在 “抗战与文艺”这个主题上，同时将全部利用馆藏作为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特色。这是在深入研究馆藏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策展思路，既区别于过往，又有别于同时期其它馆的纪念展。当然，这一充分利用馆藏的整体方案，既有它鲜明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这就是所有展品全部为馆藏，不向外面借一件作品，表现了作为国家馆自新中国以来在馆藏方面累积的成果，但不免在某些方面存在馆藏不足的问题，如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文物等。

本次展览用“文艺与抗战”的关系所构成的文物群，展现了抗战中文艺和文艺家为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共有1109件（套）文物参加了展览，其中有700件（套）作品是首次展出。可以说是类别丰富，形式多样，洋洋大观。尤其是通过五个具体的展览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现了抗战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历史。而在展览的整体设计上也是相互辉映，将丰富性的特质用展陈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精彩。

进入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悬在人们头顶上的降落伞——它是为了庆祝中共七大的召开，在缴获日本飞机的降落伞上所画的献给中共七大的礼物。这里面既有八路军的战绩，又有八路军的官兵祝贺中共七大的心情。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本次展览与以往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在“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馆藏文物的优长。在这一展览中一共有56件国家一级文物参加了展出，可谓是阵容强大，难得一见，或者说是闻所未闻。其中有的展品很小，在方寸之间，如邮票和证章；有的很大，如降落伞；有的是没有作者的大众美术，如传单标语；有的是名家名作，充满文人趣味。

这一展览在几代人征集、收藏、保管的基础上，集中了国博的专家力量，他们以其多年的研究成果，史无前例地动用如此多的文物用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展览之上。这一系列展从宏观上看是一个主题鲜明的大展，具体看又是五个独立成章的展览。如果将他们独立出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抗战的专题展览。“文艺与抗战展”是集中馆藏众多种类藏品而综合成的一个展览，主要展出了抗战时期的有关文献、题词、书画、歌曲与戏剧、漫画、连环画、窗花、邮票、证章、传单、墙报、锦旗、文艺图书以及纪录片等。展出的作品大致有475件（套）。这些作品反映了抗战文艺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在475件（套）作品中，有225件（套）是首次展出。其中展出的一件毛泽东主席的题词，虽然不是原作（不知原作所在），但是，“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是毛泽东主席1938年8月为延安“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刊载于《文艺突击》1939年第一卷第一期之上，它直接点明了本次展览的主题，而1939年第一卷第一期的《文艺突击》在今天，也成为难以见到的珍贵文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中共领导人、著名将军、爱国人士的题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王席君的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1941年，于右任、梁寒操、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茅盾为沈钧儒的题词与诗句手卷，是第一次展出，作者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元老和著名将军以及爱国人士。还有1939年冯玉祥将军手书的中堂；1937年印制的记录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难地图”传单；1941年晋察冀军区授予狼牙山五壮士宋学义的“坚决顽强”奖章；1945年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赠送柳亚子的延安木刻窗花；1945年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发行的“平等新约”和“台湾光复”邮票；中共七大期间朱德为悼念抗战烈士书写的“浩气长存”锦旗等等。可以说，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每一件都有一段曲直而动人的故事，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如果把其中的每一件作品都拿出来解读的话，那有可能都是一个个重要的课题。比如说，1945年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赠送柳亚子的8幅延安木刻窗花，可以从中去追寻许多问题。为什么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赠送给柳亚子？为什么送的是延安的木刻窗花，而不是民间的剪纸窗花？为什么木刻窗花能够成为表现延安特色的一个重要品种？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近代中国艺术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延安以来革命美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对象。

为了形象而多维的反映抗战文艺，在本次展览中还滚动播放了杨虎城将军家属捐赠的1933年杨虎城将军在西安阅兵的纪录片，以及反映延安文艺生活、中共七大召开的纪录片。值得一提的是，由八路军129师美术工作者将抗日战绩以及祝贺庆祝七大召开的内容画于1939年10月击落日军战机所缴获的降落伞上，成为抗战时期最特殊的馆藏一级文物。还有著名画家蒋兆和在抗日前线所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总指挥蒋光鼐将军油画像，这是蒋光鼐将军子女捐赠给国博的重要作品。众所周知，蒋兆和先生以画水墨画而著名，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像《流民图》这样的在20世纪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而存世的蒋兆和先生的油画作品屈指可数，《蒋光鼐将军像》这件作品可以说是他油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未完，全文请参阅《艺术》杂志2015年第九期）